该决定对于税收立法权的归属、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划分等问题做了规定。
劳改营不但伐木、挖煤、修路,而且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,二战期间,苏联投向战场的飞机、坦克、枪炮等,有相当一部分由古拉格劳改营生产制造。我们坚信古拉格系统不会在我国生成,但警醒防范之意识不敢熄绝。
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立法进程,法律法规几乎对国家管理的公民生活的每个领域进行了全覆盖,可是有些地方仍然存在权大于法、有法不依、随意执法的问题,司法不公、司法腐败、司法虚置仍然屡屡发生。但对于这一问题的警惕对当下的中国似乎仍有一定意义。这一点与德国纳粹完全不同。揭开古拉格的幕幔,还会发现另一个历史真相。那就是前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,实行国有化、工业化以及开展大型建设的过程中,确实提升了国力,国家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。
这种名存实亡的审判不只对政治犯,对普通刑事犯罪也并未例外。在囚禁专家方面没有任何法律标准,完全根据生产需要,生产、研制中需要哪个方面的专家,会按图索骥直接将其逮捕判刑送入劳改营,在被称为黑店的古拉格特别工程局从事科研工作。否则，群众的眼睛再雪亮，看到的也只能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，变成雪盲。
这种坦荡的方式，能直观有效地证明其利为民所谋。再拖延，权力的狠劲会让老话题恶化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精神，应当由人大立法主导预算公开的内容及其进程，并对不依法公开的行为实施问责。把权力关进笼子，这应当是第一个笼子。
6月30日，原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办。对腐败充满了极端仇恨，与腐败不共戴天，寥寥数字，一个反腐斗士的形象跃然纸上。
如果这些财产可以轻易地藏着掖着，则会刺激官员的贪腐念头，不贪白不贪，不贪是傻瓜。但凡是人，都有私心，都求私利，这是任何人都具有的腐败的内在动因，私欲一旦得以与权力结合，便是贪腐。在不同行政级别的认同者中，超过80%的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认为应当公开财产。当这些利益转化为官员及其家庭财产的时候，公示财产将使官员的贪腐现形。
班子出了事，‘班长走不了。这些人都是人中龙凤，林中猛虎，一旦贪腐，破坏力也十分巨大。但真实的苏荣是什么原形，落马公告已经勾勒出轮廓，法院的判决会揭开他的原形。腐败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，有司法腐败，工程腐败，教育腐败，学术腐败，有用人腐败，用地腐败，用钱腐败，归根到底是权力腐败。
官员首先是凡人，要生存，要养家糊口，好饮食男女，要追求好的物质生活，不管他受过什么教育，受过谁的教育和培养，都难以革除私心杂念，难以抑制七情六欲。权力不可能由社会全体成员来行使，如果行使权力的少数特定人是通过指定的方式、隐秘操作的方式或世袭的方式产生，那么权力就会一直被少数人所垄断，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衍生品。
进入专题： 权力 。早在1988年，全国人大就曾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动议。
一面要当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一面严重违法违纪，这是一出什么戏？ 不管一个人举什么旗号，贴什么封号，喊什么口号，绝对的权力都会导致绝对的腐败，权力越大破坏力越大。2009年，人民网发布了一篇吹捧苏荣的战斗檄文——《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》，文章 说：江西从重、从严、从密、从深的反腐，充分地显示了以苏荣为班长的江西省领导班子，对腐败充满了极端的仇恨，与腐败不共戴天。1994年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《财产收入申报法》正式列入5年立法规划。当一人专权成为普遍性的制度安排，又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，腐败便会以公开的方式大行其道，腐败与依循腐败甚至会成为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生存模式，合法的利益诉求也需借助腐败的方式才能实现。由一个凡人掌握绝对的权力，又不受外部监督，这权力的狠劲，往往变成腐败的狠劲。这其实是人的私欲与不受监督的权力得以高度结合的结果。
让财政资金的具体去向暴晒在阳光下，接受挑剔，才能证明权为民所用。官员们深知釜底抽薪的厉害，《预算法》的修订议程从2004年正式启动，历经十年仍未能通过，关于预算公开的规定是重大争议之一，国务院部委坚持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公开的具体办法，由国务院规定，抽了《预算法》釜底之薪。
意味着只要他发情绪，就必有人遭殃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《法治蓝皮书：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（2011）》中的调查结果显示，高达81.4%的公众认为公职人员应当公开其财产状况。
2005年通过的《公务员法》，只字未提公务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事，留下重大缺憾。官员包养情人的开销，也会通过贪污受贿取得。
腐败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，从贪污受贿到吃拿卡要，从钱权交易到权色交易，到权权交易，都是腐败的具体表现。权力与腐败，如影随形。管理审批中的贿赂，如果是企业支付，会增加企业的成本，减少财税收入，如果是下级政府单位支付，也是财政资金承担。【作者简介】 成尉冰，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主任，第四届中国青年律师论坛特别奖和优秀奖得主，《中国律师》杂志特约评论员。
拖延财政预决算公示的立法，回避或搁置官员公开财产的议案或提案，是放纵官员们将权力的狠劲变成贪腐的狠劲，在贪腐的道路上狂奔。等条件成熟再公示的说辞，纯属拖和赖的借口。
苏荣曾任三省绝对一把手，拥有绝对的权力。在公共工程项目中的贪污受贿，会打进工程项目的成本中，加大财政支出。
这比官员腐败之后再抓贪官杀贪官强百倍。而仗着权力的狠劲压制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呼声，则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愿望背道而驰，是逆社会发展潮流而动。
凡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痛恨腐败，何况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。人民网舆情观察室在2013年初的统计分析解认为，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已成为社会共识。只有公示官员及其家庭财产，让其贪腐所得无处遁形，才能堵住腐败所得的去向，使官员不敢贪。在当下的中国社会，官员属于高智商的人群，都受过各种崇高的政治思想教育，不少官员还头戴博士硕士帽子，卡片上还印着专家教授的头衔，不可能不知道腐败的危害，但在一人专权又无外部监督的制度安排下，贪腐几乎是多项选择题中的必有选项。
等其贪腐之后再反腐，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难以弥补。当晚，《人民日报》的新浪微博称：江西多位官员被查，主政江西7年的苏荣显然难辞其咎
但是，与劳动教养的对象五花八门不同，收容教育制度只针对卖淫嫖娼人员，而在很多人看来，针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教育措施具有某种实质合理性，尽管收容教育存在严重的法律依据问题和程序缺陷，其对法治原则的冲击、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则没有劳动教养制度那么严重，废止收容教育制度也没有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那么迫切。实际上，学术界在较早以前讨论劳动教养制度问题的时候，也提出了废止收容教育制度的问题。
收容教育与刑罚之间轻重失当。特别是去年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后，更有充分的理由尽快废止与其本质相同的收容教育制度，这既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，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，因为，现代社会的治理必须以法治为基础。